最近看了功夫熊猫。

    很搞笑，个人认为能给观众带来欢乐。昨天收到手机报上说，这片要在国内上映了，可是出于情绪问题，四川暂不上映。我不知道在四川上映会不会真的遇上“情绪问题”，也许心理学上会有考虑？但我觉得一部喜剧以及这部电影中显示出来的精神是正面的和有益的。

    关于四川暂缓上映的另一个原因是，有“熊猫人艺术家”前往广电总局公开抵制《功夫熊猫》上映，理由有两个：“盗窃‘中国的国宝和功夫’，编织着美式‘励志’故事，虎视眈眈的还是中国人的钱包”；《功夫熊猫》来自好莱坞，而“好莱坞的气质和价值观会产生大量莎朗·斯通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好莱坞，还要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是不合适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艺术家一生以与熊猫相关的创作“闻名”，有熊猫人的称号。可能是这位大叔觉得熊猫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用吧，才会有第一个理由。而第二个理由，就更有“中国特色”了，完全是一棒子打死一群人的调子。就在大家觉得这种抵制完全是搞笑的时候，熊猫人在其BLOG上说“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市场处处长周宝林先生打电话给我。肯定地告诉我：明天，20号，也就是《功夫熊猫》在全国的首映日，四川的所有影院暂停放映。”

    如果说这位艺术家是因为无知或者是炒作的目的去抵制的话（他甚至都没看过片子），那么广电总局因为这样的理由而暂停在四川上映则典型反映了“中国式政府”的管理风格。我们可以从政府负责人的角度去考虑：电影的放映会不会有“情绪问题”？很难下结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但，有人反对了。如果放映完真的有问题？责任显然在自己身上，因为有人都跟你提了，你不听。相反，晚一段时间在四川放，会有什么后果？从政府角度看，没有任何后果。从四川的电影院看呢，这显然是一笔损失，但这些电影院在广电总局面前哪里有说话的份呢？四川人民也会有损失，可是会有一个四川人站出来说我广电总局的不是么？就算有，他又有什么样的渠道呢？这么一看，暂停放映是政府负责人自身风险最小化的方式了。那么，作为政府本身呢？这显示是对政府人员基本素质的一次嘲弄，在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的各项专业水准抱怀疑态度的今天，这显示又是一个好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撇清”行为，在一个决策过程中，人们想的是怎么让自己与可能发生的责任“撇清”，而不是从这个政策即将影响的受众角度去考虑。而受损失的政策受众又没有办法让责任人承担应有的责任。我想，这样的现象存在于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的行政决策中。如何能改变？可能要到大家能用手投票的那一天了。

    不说暂停放映的事了，聊聊电影本身。

    虽然发生了“抵制”事件，但网上对影片的溢美之词还是很多的。因为这确实是一部优秀的好莱坞影片，也成功地加入了中国的元素。从《功夫之王》到《功夫熊猫》，应该说掀起了一阵“功夫热”，两部西方电影，但成功地融合了中国的元素。相比功夫之王起用的双J，功夫熊猫仅凭动画人物就把中国元素加入其中，并得到国人的好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然而，无论是《功夫之王》还是《功夫熊猫》，尽管有了种种的中国元素，但我们还是能明显感觉到：这不是中国的电影。为什么？原因不在于故事的背景，人物，而在于故事所传递出来的精神。网上说这是一部典型的励志电影，还不准确，应该说是一部典型的西方励志电影。因为其传递出来的核心价值观是两个字：相信。而这与中国文化有着根本的差别。

    故事的情节其实非常简单，一只熊猫，凭借着一种神秘主义式的信念，以及熊猫周围的人对这种信念的相信，最终打败了敌人雪豹。外界评论多说是“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其实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的神秘主义，因为这是一种救世主心态，显示了一个普通人，在被注定成为救世主之后，通过其个人的努力和周围人的帮助，最终成功的故事。这种情节遍布西方电影，比如《骇客帝国》中的里奥，《魔戒》中的矮人，《哈里波特》，甚至前不久的《功夫之王》。这些电影中表达出来源于基督教的“救世主”概念，是西方电影的核心，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这种文化强调信念，强调个人努力与奋斗，人们的信念建立在神身上，而非世俗的政府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这种虚位化一个神，反而拉平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而这种文化是中国传统中所不存在的，所以不论这部电影加入了多少中国元素，其核心依然是西方文明。

    中国人的文化是世俗文化，而非宗教文化。所以你看中国的武侠片，从来不会说一个人是天生的、基于某种神秘力量所支持的救世主。主人公总是经历总总机缘，有幸得到某种绝技。而这只不过是故事的开始，有了绝技才可以在俗世间行侠仗义，反映的大多是江湖的险诈，功夫只是“器具”而已，更多的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对于鬼神，也只不过是一种“器具”，不常说“临时报佛脚”嘛，把人与鬼神间的关系同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人鬼恋，人妖恋，其实说到底，还是人人恋。而跟鬼神都可以恋了，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相信了，不过是对“神力”的敬畏而已。而在现实中，就是对权力的敬畏。所以中国传统讲究“做人，处事”，而不会去讲什么“相信”。让一个中国人相信谁谁谁是“救世主”，特别是还在他没有显示出“救世主”的能力的时候，那一定会被耻笑。而如果这位“救世主”真的当上了“救世主”，人们也只是敬畏他此时的权力和地位，一但“救世主”倒了，人们就会离他而去。

    相比较而言，西方的宗教给人立了一个榜样，一个可以永远不倒的信念。其实对神的追求，广义上讲，是对善的追求，对人性中光明一面的追求。所以，西方人有时会陷入上帝与魔鬼的斗争之中，而迷失甚至变态，成为一种宗教性的畸变。中国人一般都不容易陷于死脑筋，万事转得回来。但因此，我们也缺乏一种执着，这种执着背后的力量，其实依然是一种相信。

    事实上，我们现在对于古代中国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因为中国人特别擅长扭曲历史。每朝每代都会大规模的修史。但就从感性角度来看，中国人特别重视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远比西方要密切得多。看看现在网上对于个人行为的道德评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就可见一斑。这里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虚的概念，它是如此的具体，如此的密切地影响你的生活，以致于有时候会让你喘不过气来。因为这个“社会”的构成就是出现在你生活中的人，包括你的父母，朋友，同事等等。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这些人的评价。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依照道德的标准对你指手划脚。我们每个人每天应付这种种的关系就已经不暇了，哪里有时间去考虑这物质世界的规律呢？更别说什么虚无的上帝了。所以，传统中国肯定很少有人因为生活没有意义而自杀，更多的是背负着流言去跳河……，当然，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这是由于西方文明近二百年的影响。

    为什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差别这么大？为什么西方人可以相信一纸契约，而中国人宁愿相信自己的关系？我得出的初步结论是由于早期生活环境的不同。应该说西方的商业文明是发源于地中海附近的希腊等城邦。那里的生存环境是土地少，而水运发达。所以古希腊人靠农业是无法养活自己的家族的，在子女成年之后，都要送到城邦中去当学徒。可以说，古希腊人很早就打破了血缘关系，而让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与陌生人打交道，是一种“生人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但却可以产生对契约，对非人化的标准的信任。而古中国，处在一块丰沃大陆的腹地，农业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保障。所以很容易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而且这种关系从古至今都没有被打破。而在家庭中，天然地年幼的就要服从年长的，这也是等级制度的原始来源。正因为血缘没有被打破，所以我们一直处在一个“熟人文化”中，对于陌生人有天然的排斥，更相信人，而不相信非人的东西，比如制度、契约、宗教等等。而这种排斥，也为正常的商贸建立了所谓“关系门槛”，这种门槛，在现在社会到处可见。这应该能算是中国商学对世界商学概念的一个补充吧。

P.S  写完之后，在网上看到一片文章“什么打倒了功夫熊猫”，也是讲暂停播放的事情，讲的比较到位

“赵半狄的抵制檄文虽然逻辑混乱,但是他知道怎样点中官场的穴位,文中充满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敏感词”:莎朗·斯通,斯皮尔伯格,等等,等等,他深知其中的游戏规则:有一些东西,哪怕只有一个人提到,也可以宣布代表十三亿人,足以吓得一些官员手忙脚乱。 ”

    实际上我们的官员也受制于其自身的“社会”，为什么一些敏感词就可以让官员就犯？因为这些也被上升到一种道德的高度。而官员的反应从我前面分析的逻辑中分析，就合情合理了。